老鼠的牙齿、男人的乳房与古典观物方式

今天早上,虚中在《韩诗外传》网课群中讲《相鼠》篇相关的韩诗外传章节,围绕老鼠的牙齿发生了有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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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昨天的小长假书法营中演示笔法
背景大字是我在台湾写的“观象”
“兴观群怨”与古今中西“观法”之异
柯小刚
现代《诗》学疑经方法的基础在于现代科学的对象性观物方法,而古典诗教则奠基于古典文教的观物方法之上。所以,《诗》学古今之变的实质远不止是文本解释的不同,而是世界观差异的体现。“世界观”一词,在此是在其严格字面含义上使用,即意指对于世界与事物的观看方式。
古典文教的观法可从《易经》的观卦得到启示。观卦坤下巽上,《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说卦》:“巽,入也。”观卦之观不是外在对象性的观审,而是深入其中的内在观察和化民成俗。《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毛诗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礼记·王制》陈诗观风之职付诸大师,《毛诗大序》则任在“国史”,不及大师,而同为古文经的《周礼》又以“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合于《大序》诗之“六义”,《荀子·王制》谓“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各种说法虽有出入,而采诗观风以辅政教之大旨则莫不相通。]
这意味着:采诗观风者并不是现代诗经学者那样的科学考察者或艺术审美者。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者和艺术审美者往往倾向于强调科学或艺术的“学科自律”“价值中立”,刻意置身于教化活动之外(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把诗经文本及其相关历史、制度、社会人伦、感情和修辞视为“客观考察”的对象或“主观审美”的对象。无论科学还是艺术,无论研究还是审美,无论客观还是主观,现代诗学都是对象性的观。而古代太师或国史则是置身于国家政治和人伦教化的实际境况之中,为之忧喜,为之歌哭,希望通过采诗的活动沟通上下,使民怨上达,使德教普施,补文者以质,教质者以文,使先进后进无不一归于礼乐教化。故孔子教弟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教之功大矣哉!
对于一个西化了的现代读者来说,在孔子的上述教导中令人费解的是“事父事君”这样的人事与“鸟兽草木”这类自然事物的并置。这样的论述在西方哲学看来可能是“散漫的”“毫无逻辑的”。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一个熟悉西方绘画的读者看到中国山水画的时候可能会有的反应。中国山水画是内在于山水之中的、多角度的游于其中、居于其中的观,而不是从一个外在于画面的点出发的透视性的、对象性的观审。福柯的《词与物》曾通过委拉斯凯兹的油画《宫女》批判了现代主体的观物方式,也通过博尔赫斯虚拟的“中国式分类法”提示了一种不同的观物方式。[ 关于福柯对委拉斯凯兹画的解读的再解读,可参拙著《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的最后一篇文章,点此查看。] 只可惜福柯并没有兴趣和能力去认真学Xi和思考真正的“中国式分类方法”究竟是怎么回事。
宗炳《画山水序》所谓“栖形感类”说的就是中国式分类方法。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易经》的取象比类,也相通于《诗经》的比兴之义和诗教的兴观群怨。而且,在“兴观群怨”的诗教功用中,天人之间的“兴”(感物起兴)、“观”(观物观人)和人间事务中的“群”(君臣合同)、“怨”(上下求通)是一气贯之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在说完《诗》可以“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之后,紧接着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深层义理。在知识性的教育功能之外,“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政教深意正如《易》以水火雷泽知人论世、《春秋》“五始”以草木昆虫说大一统的深意,以至于“栖形感类”的画道何以“与六籍同功”(张彦远)的深意。在《易》《诗》和书画的“观”法中,观天地四时万物与观民风民情同属一个大观之义。
程明道有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诗教观物起兴和观民采风的关联,可能就在这里。孔子所谓“游于艺”与“志于道”的关节相通处,可能也在这里。只有观到这一层,才能做到《学记》所谓“知类通达、强立不反”的要求。所以,明道那首诗的最后说“男儿到此是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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