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读夏中义与木山英雄：更与何人问暖凉【百年旧诗 人文血脉（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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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夏中义与木山英雄：更与何人问暖凉
赵勇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北师赵勇”
今年年初，我一次性买回来的几本书是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里斯的《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卜正民等人的《杀千刀》，布鲁纳的《摄影与文学》，巴塔耶的《内在体验》。我就从木山英雄这本书说起吧。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
作者：（日）木山英雄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16-01
定价: 36.00元
ISBN: 978-7-1080-5604-7
我大概是从学生那里听说《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值得一读，于是就把它拿下了。此书写到的人有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扬帆、毛泽东、胡风、聂绀弩和沈祖棻，但我并没有挨着读过，而是挑选其中若干篇章，琢磨其写法，思考其特点。我从未研究过旧体诗，对这一块内容也关注不够，但在进入阅读之前，我似乎已能预测到作者的核心命意是什么了。此书读过，果然让我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多了一个理解的维度。书中写《〈沁园春·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现象，附柳亚子》本已有趣，书后附录中提到毛泽东对新诗旧诗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1957年，毛泽东曾公开发表自己的十八首诗词，并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体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但一年之后，他又有了新想法：“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代的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263页）这种话毛泽东肯定说过，但我按图索骥，翻阅《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那里却没把这段文字收录进来。那么，这段文字究竟引自何处呢？
（木山英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93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至1997年，现为神奈川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鲁迅<野草>》、《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译著有《山海经》、周作人《日本文化谈》、鲁迅《故事新编》等）
我对其中的另一处转述也颇感兴趣，但作者提供的线索却有极为有限：“几年前，我曾经在香港的杂志上读到一篇讨论该运动（按：指‘大跃进’民歌运动）的文章。文章的主旨在于要重新思考与当前市场经济之下大众文化相关的问题，这是颇有见地的思考。因为，眼下兴起的消费者之大众文化，与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下的大众文化，特别是在运动当时的理念方面，恐怕完全不同吧。但大众的喜好本身是不会有根本变化的。”（264页）我无法找到这篇文章，姑照录于此，留作以后备查吧。
木山英雄说，需要有一个“能够容纳旧体诗词的现代文学史”，或者是“需要可以容纳旧体诗诗词的公共空间”（272－273页），记得这也是“旧体诗与知识者心灵史暨学术史”研讨会上谈论的话题之一。这次会议开在杭州（2017年11月25日），却是夏中义先生策划的产物。今年5月，我应夏老师之邀，去丹东参加“百年文学学术史案·钱钟书研究”研讨会。开会前夕，我又想起了夏老师给我布置的那道作文题。去年11月，当我读过夏老师的那篇访谈（夏中义、叶祝弟：《思想默存于学术：作为思想家的钱锺书——答〈探索与争鸣〉记者问》，《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之后，很受震动，便私信于他，说：“夏老师：已拜读，很受益！您所谓的暗思想、侧阐释、默存于学，对《宋诗选注》序文的详细分析，等等，让我很受启发。在特殊的形势和情境之下，知识分子如何言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以前我常举的例子是巴赫金，现在又有了钱钟书先生这个例子。以后我要把您的这个观点带到课堂上，介绍给学生，让更多的人受益。”他则如此回复道：“赵兄不妨对巴赫金与钱锺书在各自语境的特殊语式作平行比较，其味无穷。”这个题目很有诱惑力，我也有些跃跃欲试，但无奈分身无术，一下子还无法聚焦于此。等到开这个会议时才又想起，便开始恶补。我读了一点《管锥编》，又读了夏老师两篇论文（《反映论与钱钟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理论模式的第三种方式》，《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论钱锺书学案的“暗思想”——打通〈宋诗选注〉与〈管锥编〉的价值亲缘》），还带着《宋诗选注》和孔金、孔金娜合著的《巴赫金传》（东方出版社中心2000年版）上路。当我在飞往丹东的班机上读到《巴赫金传》中的这两段文字时，我一下子明白巴赫金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了：
在科研和教学活动领域，米·巴赫金遇到了残暴的艰难年代，这种残暴打断了几百年以来形成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形式。他和他的同代人都亲眼看到了那些后果谁也无法预料的社会实验的施行。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保持自己人的面貌，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远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做到了这一点。
即便是最热衷于学术的官僚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使米·巴赫金从他自己所选择的立场上退下来，这些官僚们总是四处施号发令，而且总是滥用有关的党委甚至似乎是人民本身（我们想起了在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说“人民不理解”）赋予他自己的某些“权力”。当这些“活动家”认为我们的这位学者的思想存在较大的争议，即超出了“常规”和明文规定的范围时，巴赫金就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要么卑躬屈膝地遵循“指示”（那时这样做的人数不胜数），要么拒绝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米·巴赫金选择了后者，将作品“束之高阁”（就像在此情况下通常所说的那样）。而且他这样做并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比如，他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的手稿就在他的书桌上躺了25年之久（该书早在1940年就完稿了）。（19页）
巴赫金传
作者：（俄）孔金，孔金娜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 2000-06
定价: 22.00元
译者：张杰，万海松
巴赫金的选择令人敬佩，但我更想说的是这次会议上夏老师赠我的大作：《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此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凡八章，分别对吴昌硕、王国维、陈独秀、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叶元章、张大千其人其诗进行了深度解读。当我读到其中的一处文字时，我觉得很可能这就是夏老师进入旧体诗的研究路径和解读方法。他说：“一卷旧诗在握，起码有两种读法：‘学术的’与‘非学术’的。对某家旧诗作编年史阅读，当属学术，但也可分两种：一种侧重诗人历年写了什么？二是侧重诗人为何这样写？前者是读纸面文章，后者是读纸背文章。故也可说前者是文献学阅读，后者是发生学阅读。发生学阅读固然是以文献学阅读为前提，但若不沉潜到诗人心灵深处去追问他何时何地为何这般写（而不那样写）的心理动因，则发生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意味着，从发生学角度去读辛笛的《花下杂诗》（1973）和《病中杂咏》（1975），其实也就是将他这时段的‘诗史’，当作‘心史’来读。”（215－216页）如果我的理解不错，这里实际上说的就是“文献－发生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又是夏老师根据自己1990年代以来的研究心得提炼而成的“原创性总体思辨法则”，“其特点是须探询对象于给定语境的学术著述所赖以生发的直接心理动因，即尝试用两只眼睛来考察学术史对象：当左眼在确认对象于文献学层面写了什么及怎么写之同时，右眼应旋即透视对象于发生学层面为何这么写的内在缘由。此内在缘由（直接心因）往往微缩着对象的文化视野、知识结构、人格角色自期乃至对时势的微妙态度。”（夏中义：《“文献－发生学”方法与朱光潜学案》，《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7期）记得2015年在芜湖开会时，与会者就讨论过“文献－发生学”方法，而夏老师也赠我著作：《朱光潜美学十辨》（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那应该是运用“文献－发生学”方法研究的成果之一，但这本书我并未来得及细读。这一次因读《百年旧诗人文血脉》，又不时揣摩夏老师行文用笔、爬梳开掘之处，自认为对这种方法算是有点感觉了。用陈平原先生的话说，这种方法是不是要读出研究对象“压在纸背的心情”？
百年旧诗人文血脉
作者：夏中义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4
定价: 50元
ISBN: 9787532162208
《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一书可圈可点处很多，我这里只说一点零星感受。书中提及聂绀弩诗：“满怀流水高山意，一片苍松翠柏心。冬至袄冠争蝶舞，夜深弓锯共龙吟。”夏老师分析一番后说，此诗“不夸张，不虚妄，实在比郭小川1962年抵小兴安岭所写的长诗《祝酒歌》高明得多”（154页）。记得《祝酒歌》当年我是抄过背过的，夏老师如此点评，一下子让我明白了郭诗的虚假。他还引王辛笛《中秋夜微雨无月代家人拟作》两首七绝，随后指出，“扶灯检点檐前雨”之所以耐读，一是大概可附丽于黄仲则的“一灯滋味异他乡”，二是有可能使用了杜甫《月夜》的“背面傅粉”技法。但“与杜甫的‘云鬟玉臂’相比，辛笛的‘扶灯检点’更迹近于清水芙蓉，洗尽铅华，诗味反倒悠长；而杜甫写老婆的这组对仗，则有雕饰之嫌，近‘作’。”（203页）《月夜》我是能够倒背如流的，却从来没意识到它有“雕饰”之感。夏老师的这番说法让我心里一震：果然如此吗？我一时还转不过弯来，看来我还得琢磨一番。
（夏中义，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著有《夏中义集》[6卷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等。）
但我承认，像聂绀弩、王辛笛等人，确实是把20世纪的旧体诗写到了一个高度。读夏老师的书让我想起，前几年球友张巨才老师曾送我三卷本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记得当时就翻阅过一番，如今我想温习，却转圈找不到存放它的地方了，只好在网上下载一本《聂绀弩全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而王辛笛的旧体诗，此前我却从未读过。多亏夏老师列专章分析，又不时引用其诗篇佳句，我才意识到它的凄美。“更与何人问暖凉，秋深废井对幽篁。簪花屡卜归期误，未待归来已断肠。”（《鸳思》）——像这种诗，一唱三叹，深情绵邈，是很有李商隐的韵味的（夏老师重点分析的便是王诗的“李商隐情结”）。记得在“旧体诗与知识者心灵史暨学术史”会议上，王辛笛的女儿王圣思教授发言时情理兼备，滔滔不绝，把会议推向了一个小高潮。她引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判决》，“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安魂曲》，以此思考她父亲那一代人的命运之变与精神之旅，让我很受震动。她说：新诗是抒豪情立壮志的，而旧体诗则会让感情变得含蓄、内敛。在非常的年代里（1967－68年），我父亲正是通过旧体诗，把一些更隐秘的感情植入其中，达到了抒情言志的目的。而旧体诗的好处是可以用典故，一般人看不懂……。
（聂绀弩（1903-1986）新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周恩来戏语），湖北京山人。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 聂绀弩的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被称作“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1986年于北京病逝。）
开会路上捧读夏老师的书时我又琢磨起知识分子的言说问题，而王老师的一番话更是让我意识到旧体诗、文言文的特殊功用。杨绛在《我们仨》中曾经说过，钱锺书之所以用文言文写《管锥编》，就是要让那帮会抄家没文化的红卫兵看不懂。王德威在为夏书写的序文中也说：“我们可以想象在极度困蹇的情况里，这些文人和知识分子如何引譬连类，借此喻彼，歌哭之余，找到自我安顿的方式。钱钟书七十年代末重提‘诗可以怨’，自然有深意存焉。”（5－6页），这番话一下子说出了《诗可以怨》的纸背心情。如今，再加上王老师的这番解读，旧体诗的功用则进一步坐实了。
于是余有叹焉：学者文人如钱钟书、王辛笛者，自幼浸淫于古籍之中，饱读诗书，故其后或遇流离之难，或遭牢狱之灾，心有郁结，口不敢言，却还能凭国学功底，寄情于旧体诗，藏身于文言文，此为不幸中之万幸也。与之相比，我辈就显得很没文化了，其表征之一是会写五律七绝者已少之又少。不会写旧体诗，不会做文言文，我们就失去了遣怀的通道，言说的出口。等到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时，这情该怎样抒，这义又该如何展？是不是我们已只剩下了吐槽？
不能再往下说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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